自由软件运动曾是一道划在沙地上的界线。在 80 和 90 年代，随着整个行业争相将软件锁进专有许可证的牢笼、并称之为进步，一小群人引领了一场文化运动，目标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一切。几十年过去，结果已经揭晓：在基础设施的规范层面，这是一场表面上的彻底胜利。开源如今已成为软件开发默认的方式。几乎所有学生都通过它学习开发，今天任何机构的 CIO 都无需再为选择基于开源来构建而辩护，它已被深度常态化。

如果仔细审视我们所赢得的东西，四大自由中的每一项，都是针对一个你能够握在手中的事物的自由–运行程序、学习并改造它、分享它、改进并发布它。然而，软件本身从未孤立存在，而且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你可以端到端地运行自由软件，每一行代码都可审计，每一个许可证都干净无瑕，但这几乎不会改变你的实际处境，因为在它们之下受限制的协议、运行其上的不透明硬件、它所通信的服务、对你进行身份认证的平台、能够一夜之间改变条款的 API，都是这些自由被绕开的地方。事实上，一个明摆着的讽刺是：GitHub–围绕 Git 构建、承载着大多数开源项目的社会化层–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在这里许多此类自由都受到实质性的限制，规则也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更何况，进入这一层的参与者已不再只是优化订阅服务的公司，而是各国政府，它们正着手将整个技术栈纳入国家优先事项之中。他们学到的教训很简单：如果你拥有代码运行所在的那一层，你就不必拥有代码本身。如果这扼杀了四大自由，整座大厦是否会轰然倒塌？自由软件运动是否已经输掉了这场持久战？

本次演讲认为，四大自由确保了自由，但并未确保对软件日益依赖的那些系统的自由。你可以完全运行自由软件，却仍依赖着一套其规则可在未经你同意下被更改的基础设施。因此，所缺失的自由，是一种摆脱对控制其底层基础设施的任何单一行为者依赖的自由。姑且称之为第五项自由：一个保证–我们所依赖的系统对所有人保持中立且清晰可读，无论你是谁都一视同仁地适用相同的规则。实现这一点所需的远不止开源许可证。它需要为可信中立性而设计的系统，在其中没有任何参与者能够永久性地独占公共资源。然而，这些保证最终取决于捍卫它们的社区。中立的协议需要有愿意抵制其被俘获的社区，而社区也需要不会悄无声息地被私利所扭曲的中立协议。二者共同构成了那些能够长久保持可信的基础设施的技术与社会基石。

讲师:

Shyam Sridhar：以太坊基金会

Shyam Sridhar 在以太坊基金会领导学术秘书处，作为以太坊研究生态与学术界之间的接口，将开放的研究问题与学者对接，并支持独立研究。